那是开元十三年（725）十一月，唐玄宗刚刚效仿祖父唐高宗，完成唐朝二次封禅泰山的历史任务。按照惯例，皇帝东封泰山，天下官员、百姓应当有所表示。因此，唐玄宗刚率群臣下山，等在行宫的礼官就兴冲冲地报告说，有个八岁孩童欲向陛下进献手作颂赋一篇。

　　只见这名神童入殿后不卑不亢，向在座的贵人们一一行礼，然后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颂赋朗诵起来。唐玄宗见其抑扬顿挫间颇有章法，顿时心生好感，但也担心这是不是当地官员配合出来的欺君把戏。于是，他召来了号称“一代文宗”的宰相张说，命其辨别神童真伪，不要闹出历史笑话。

　　张说当场出题考察神童的本领，神童均一一回对。出口之快，让旁观的群臣纷纷赞叹不已。唐玄宗大喜，认为此乃上天赐予自己的祥瑞，遂令小神童随驾返长安，授秘书省正字，准其入宫学读书。

　　秘书省正字虽然官小位卑，但秘书省历来是国朝编撰正史的部门。据记载，唐朝的历史编撰通常出自秘书省著作郎之手，而负责校对、勘验语法、核查史实的，正是秘书省正字郎。让一个年仅8岁的小孩给一群史学家纠错，即便他是神童，显然也超出其能力范围。不过，编撰国史必须讲究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身在其中，足以对其一生造成志虑忠纯的影响。这，或许也是唐玄宗怜惜后辈、爱惜人才的深谋远虑。

　　开元十五年（727）元宵节，已在朝廷供职两年的神童刘晏，获得了与众臣一起出席宫廷宴席的机会。

　　当时，勤政楼前聚集了一批技艺精湛的艺伎。其中，以王大娘团队的杂耍戏最引人注目，只见她肩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竿头的另一端顶着座蓬莱仙岛的模型，上头还有个小孩拿着红菱挥舞。

　　从未见过此繁闹场景的刘晏不禁跟着小孩的动作，手舞足蹈。这一幕，恰巧被唐玄宗注意到了。他又想考刘晏的功课，遂将其召至御前，命以“顶竿之戏”为题，作诗一首。

　　才思敏捷让人惊叹。但唐玄宗还是半开玩笑地问刘晏：“卿为正字，正得几字？”

　　朋，无论是用篆书还是楷书，其字体看起来都是斜的，而且还有“朋比为奸”之意。刘晏一语双关，说明他知道朝中权相执政、朋党相争的情况，故特意以字为谏。

　　这再次证明了刘晏作为“国之祥瑞”的价值，也令唐玄宗相信，神童现世，大唐伟业必将万古长青。

　　时光流逝，刘晏幼时看到的繁华景象，到头来被证实是过眼云烟。自玄宗开元末罢免张九龄、委政李林甫起，大唐盛世就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。

　　作为盛唐年少成名的官员，此时的刘晏已经出落成翩翩君子。在秘书省供职的十余年间，他无一日不想效仿姚崇、宋璟、张九龄辅佐唐玄宗治国安邦。为此，他专门上书唐玄宗自荐外放，不求名位，只愿治事，积攒理政经验。

　　唐玄宗虽然圣明不似从前，但看到自己倚重的“盛世希望”愿意舍弃名禄到地方上“吃苦”，还是颇感欣慰。刘晏的奏疏刚呈上来，他就大笔一挥，给了山西夏县县令的职务，让刘晏空降并主政一方。

　　唐玄宗安排的夏县，是当时有名的“逃户”县城。所谓“逃户”，就是古代为逃避赋役，流亡外地而失去原本户籍的老百姓。为了减少夏县的人口流失，刘晏上任之前的夏县父母官没少派人跨县抓捕失踪人口，甚至开出优厚的免税条件，劝诱百姓回原籍居住，但收效甚微。

　　事实上，逃户现象在盛唐时代屡见不鲜。唐玄宗此前曾采纳监察御史宇文融的建议，进行全国性的“检田括户”。要求各州逃户于逃亡之日起，百日内向衙门自首。凡向地方衙门自首的逃户，可选择就地入籍或返回原籍居住，不论逃亡之罪。为了显示官方的诚意，唐玄宗的旨意还重申，就地入籍者，可享受官府给予免除六年赋租、只交户税钱的优惠政策。当然，如果逃户限期不首或故意抗命，唐玄宗也给他们安排了去处——解递边境，附为百姓。至于那些胆敢窝藏逃户，抑或想方设法把逃户变成“奴隶”的，无论官员还是富户，一经发现，通通充军。

　　政策实施初期，的确收效显著。经过一次“括户”，大唐“凡得客户八十余万（有虚报的成分），田亦称是。岁终，增缗钱数百万，悉进入官”。但，检田括户的部分措施也导致了新逃户的出现。如，逃户就地入籍可享受六年免税的政策，无形中加剧了土著居民与外来居民赋税负担的差距，一些原土著居民见到外来人士免税空间大，也萌生起了当逃户的思想。

　　刘晏到了夏县，一一走访返回原籍居住的“逃户”，向他们了解外逃的原因。经调查，他发现，此前检田括户不仅有以上政策漏洞，在夏县更出现了豪强转嫁赋税给弱户、自己虚报成逃户避税的情况。

　　为了查明真相，刘晏想了个办法。他将自己打扮成道士，天天在县衙门口替人算命、断事，并吩咐衙役，暂不受理逃户或穷苦百姓受欺压事件。如此一来，那些有诉求的百姓就只能汇聚于他的摊前，向他诉说自己的不幸，求大师指点迷津。

　　每及此时，刘晏总要掏出纸笔，将百姓们的诉求记下来，并告诉他们，你是受冤屈的人，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
　　待收集完足够的证据后，刘晏便回衙门升堂，召来犯事人等，逐一裁判。在铁证面前，那些豪强只能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接受法律惩处。

　　刘晏在夏县的历练，既为他日后主管唐帝国财政打下坚实的基础，也令唐玄宗再一次为他的“神奇”所折服。看完刘晏的述职报告，唐玄宗语重心长地落笔：“古之善政，贵于足食，将欲富国，必先利人！”

　　“足食”“富国”“利人”，自此成为刘晏毕生的座右铭，为中唐之后的天下安稳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　　尽管刘晏在夏县政绩卓著，但仅凭一己之力，他显然无法改变大唐盛世即将落幕的格局。

　　天宝十四载（755）十一月，胡人边将安禄山打着诛灭奸相杨国忠的旗号，起兵反唐。由于安禄山反叛前一人兼任平卢、范阳和河东三镇节度使，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大片区域，唐朝又重外轻内，唐玄宗竟一时半会凑不齐防御关中、河洛的部队。安禄山大军一路南下，仅月余就攻陷洛阳，朝长安飞奔。唐玄宗闻讯，只能仓皇西逃。

　　安史之乱爆发时，刘晏在长安任侍御史。皇帝西狩，仓皇之下竟也顾不上他。刘晏只能根据叛军的走向，避居襄阳，蛰伏以观时局。

　　唐玄宗西逃倒是没了往日神气。他不管不顾，一头扎进“难于上青天”的蜀道，太子李亨只能另觅他处，在群臣的拥护下，北上灵武，收拾残局。天宝十五载（756）七月，李亨在灵武即位称帝，改元“至德”，史称唐肃宗。但在此之前，唐玄宗已诏令天下，授予永王、丰王、盛王等三位皇子兵权，令他们分管西南东道、岭南、黔中、江南西道等统共十一路兵马。

　　永王李璘奉命坐镇江陵，控制着江淮地区的赋税。眼下北方战火纷飞，挽救大唐最好的方法便是效仿东晋，借助江南经济打持久战，将安禄山集团耗死。因此，永王未加请示就拥兵自立，并以讨逆之名派人前往襄阳邀约刘晏入伙。

　　刘晏明白玄宗尚在，若跟从了李璘，无异于宣布自己造反。所以，他一面固辞永王使者的求贤，一面越级给当时的宰相房琯上书，向朝廷报告了永王图谋割据之事。后来这封信辗转到了唐肃宗手上，他得知永王要造反，遂令其“归觐于蜀”，希望永王回到唐玄宗身边，免得兄弟兵戎相见。然而，永王此时已听不进去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永王李璘请不动刘晏，却请到了一代诗仙李白。当时，闻玄宗奔蜀，李白遂沿长江西上，入庐山隐居。李璘的大军坐镇江南，诗仙也想为国尽忠，于是入永王军营出谋划策，顺便发挥自己的创作天赋，写了十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，将永王吹捧了一番。但永王军队很快遭到唐肃宗派来的大军围剿，旋起旋灭。

　　而刘晏与李白，因为不同的选择，在历史的终局里留下了不同的身影。李白人生的最后五六年，由于“谋反”之罪名，过得栖栖遑遑；刘晏则凭借举报永王造反之功，继唐玄宗的信任之后，又受到了新君唐肃宗的信任。

　　永王之乱被平定的当年，至德二载（757）正月，安禄山也被其子安庆绪和宦官李猪儿合谋杀死。唐朝官军趁势发起战略反攻，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投降，被唐肃宗封为“归义王”。随后，长安、洛阳相继被收复，人们也开始对大唐再造盛世满怀憧憬。

　　安史之乱几番折腾，大唐财政濒临崩溃。唐肃宗只能加紧敦促户部官员拟定财政策略，稳定民心。考虑到国库入不敷出，宰相第五琦提出了两项重要措施——榷盐法和铸行大钱。

　　第五琦认为，要在短时间内使国库充盈，必须“榷盐”。具体做法是，在各地设置监院，鼓励盐业生产，并免除盐业生产劳动者的徭役，让他们安心产盐、晒盐，而其所产之盐只能卖给官府，官府再以每斗加时价百钱售出。同时，地方应大力打击私盐私卖，维护官家产盐业的利益。

　　第五琦的榷盐法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国库收入，但接下来，他的铸行大钱，却又将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。

　　出于战争经济的需求，第五琦请铸乾元重宝，规定新币以一当十用。因战事延长，第五琦又发明了一种乾元钱，规定百姓可以以一当五十用。但这些新币发行时，唐朝中央并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前币以及打击私铸货币。因此，乾元钱一出，市面上流通的开元通宝、乾元重宝就不断贬值，米价腾飞。吃不饱饭的百姓和部分僧人，只能砸锅卖铁，屡屡犯禁。长安城内的犯罪率直线上升，逼得唐肃宗只能另找贤良安抚民心。

　　考虑到刘晏从前治理地方颇有政声，唐肃宗将中央财政大权连同地方治理通通交给他，并计划让其以首都长安为试点推行经济改革。与此同时，原先掌管度支、铸钱、盐铁大权的第五琦也被贬黜。

　　以“足食”“富国”“利人”为准则，刘晏上任伊始就告诉唐肃宗，保障农业生产是恢复大唐经济的基础。为此，他上山下乡走访调研，总结出了一套办法：“当府蒿荒地，其本户有能复业，请蠲免三年差科；如无复业者，请散给居人及客户并资荫家，随例纳官税，所冀田亩不荒。”意思是，只要长安城内有荒地，就要让百姓抓紧耕种。但凡有人认领了荒地，官府就要蠲免他三年差役，鼓励生产。如果荒地并无合适的生产者，朝廷也可考虑将这些荒地按比例赐给流亡于此的人，鼓励他们生产，并让他们按例缴纳各项赋税。总而言之，土地不能荒废。

　　这一举措，有效地稳定了长安的民心。之后，他又针对第五琦铸行大钱引发民怨一事，拿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。

　　上元二年（761）六月，刘晏给唐肃宗递交了一个“三赢”的方案。首先，刘晏给了下台的第五琦一个漂亮的台阶，他称第五琦的改革是“因时立制，顷议新钱，且是从权，知非经久”。随后，基于第五琦的改革措施，刘晏提出自己的建议，将乾元钱的价值从“一当五十”折为“一当三十”，开元通宝及乾元重宝通通“以一当十”，以此来缩小几种货币间的买卖差价。最后，刘晏建议朝廷缩减乾元钱的发行量，并大力打击私铸货币行为。

　　经过刘晏一番折衷的变通，皇帝的体面、朝廷的公信力以及百姓的归心均得到了有效安抚。

　　然而，唐肃宗时代的官场毕竟不同于前朝。京官能力过强，不仅容易得罪皇帝，更免不了要遭到同僚的嫉妒。刘晏的经济改革刚有成效，他本人就被司农卿严庄诬陷“常矜功怨上，漏禁中事”。

　　所谓“漏禁中事”，就是说刘晏大舌头，喜欢爆宫内秘闻、皇帝隐私。虽然这件事情查无实据，可唐肃宗偏听偏信，刘晏也就只能莫名背了锅，被贬离京外任。

　　是金子，任何时候都是发光的。刘晏下放地方不久，宝应元年（762），唐玄宗、唐肃宗相继驾崩。两位皇帝的去世给了刘晏再度起复的机会。

　　即位的唐代宗最宠信的大臣当属宰相元载。元载交好权宦李辅国，又掌大唐财政，权倾一时。但他手里度支江淮转运事务繁杂，与大唐国库出入息息相关，所以亟需一个颇通刑名钱谷的同僚替自己分担。

　　恰好，历仕玄、肃两朝的刘晏善管财政天下皆知，加上唐代宗本人对刘晏也十分器重，元载一推荐，刘晏立马复官。

　　然而，刘晏重掌江淮转运，困难却远比想象中复杂。当时，唐都长安所在的关中，虽有沃野之名，但因地形地势制约，产粮不要说不足以备水旱，就连日常供给都城百姓也捉襟见肘。

　　关中不行，唐朝统治者自然盯上了更加富庶的东南鱼米之乡。可是，从东南运粮至关中，必经运河入淮河走汴水再转入黄河。不仅路途遥远、水情复杂，而且东南运粮进河洛、走关中这一路，基本都是安史之乱期间受乱最严重的地区。正如刘晏所说：“函陕凋残，东周尤甚，过宜阳、熊耳，至虎牢、成皋，五百里中，编户千余而已。居无尺椽，人无烟爨，萧条凄惨，兽游鬼哭。”

　　更难的是，当时“东至淮阴，西临蒲坂，亘三千里，屯戍相望。中军皆鼎司元侯，贱卒仪同青紫，每云食半菽，又云无挟纩，輓漕所至，船到便留，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”。

　　看看吧，从淮河到渭水，方圆三千里，官军普遍缺衣少食，一个个仗势如王侯将相，见到漕运船便就地截留，要求他们留下买路钱。如果让这群官军去保漕运安全，估计运粮船还没入关中，就被抢得颗粒无剩了。

　　疏浚河道，或许才是完成唐朝“南粮北调”工程的重要环节。于是，他亲自带人赶往扬州，发动民工，淘挖淤泥，疏通河道。考虑到这些民工及疏浚运河的官军也需要粮饷开支，刘晏便将朝廷的盐政税收与官军疏通运河事务挂钩，实行以工代赈。

　　刘晏认为，唐朝盐区虽广，但并不需要在天下四方皆设立盐务官员。“盐吏多则州县扰”，盐务办得好坏，与在职官员数量多少无关。唐朝办盐，宜精简机构，压缩行政开支。他利用盐运使的身份，于盐区设置盐官，让他们直接收购盐户手中的盐，再转卖给商人，听凭商人自行买卖。其余各地州县不再设置盐官，让底层百姓及地方商人有卖盐牟利的空间，以此富民。

　　为了降低漕运船被劫的概率，刘晏又向朝廷提出“每造一船，用钱百万”的意见。官船坚固一来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漕运船沉没的问题，二来沿途即便有不识相的官军起了歹心，要劫走官运物资也绝非易事。

　　尽管许多官员认为此举铺张浪费，但刘晏不为所动，他利用盐政之利，在扬州造了十座造船厂，采取承包到户的方式，由政府包工包料分发给民间手工业作坊，让他们参与官船改造。

　　到了永泰二年（766），唐朝正式设置常平使，唐代宗特让刘晏和第五琦二人负责常平天下事务。

　　“常平”是古代稳定物价和调节商品供需的一种措施。常平法起源于西汉，指导思想来自理财专家桑弘羊以及战国改革家李悝的“平准”。常平法最早从粮食入手，历朝历代都在都城及帝国重镇附近设立常平仓以贮粮备荒。为了稳定粮价，唐初中央曾设立“常平本钱”制度，由地方政府管理，在粮食丰收之年加价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。待灾荒发生时，再低价贱售粮食及种子，让百姓度过艰难的日子。但自安史之乱起，常平仓及常平本钱制度就形同虚设，这变相加重了唐朝市民百姓阶层的生活负担。

　　安史之乱结束后，唐代宗立即着手对常平制度进行恢复与改革。刘晏上任后，利用独特的商品经济思想，进一步扩大常平仓的存储。这时的常平仓已不仅收购谷物、平籴谷价，还被运用至唐朝境内的各行各业。

　　当时，刘晏所在的扬州，是唐朝最发达的商品集散地。当地百姓从事手工业及商品贸易居多，刘晏便把常平之法运用到这些商品上。他运用手中掌握的帝国财脉，率先在扬州大量收购手工制品、日用杂货、土特产等，建立常平仓，再以漕船运到汴州和关中等地，实现“市轻货以送上都”的目的。总之，贱买贵卖，打通各州手工业品的销路，促进地区商品经济的稳步发展，这就是刘晏的超前理财思维。

　　经过刘晏的改革，唐朝盐政、漕运等事业一度中兴，史书称“自是关中虽水旱，物不翔贵矣”。

　　大历十四年（779）五月，唐代宗李豫驾崩，唐德宗李适即位。唐朝国运在漕运、盐政等改革下有了些许复兴的迹象，但大乱初定、内讧不断，总体而言，天下依旧处于积贫积弱的状况。

　　建中元年（780），刚升任宰相的杨炎跑到唐德宗面前告发刘晏。杨炎声称，刘晏与前兵部侍郎黎干、宦官刘清潭曾合谋劝唐代宗立独孤贵妃为皇后，并改立太子。

　　唐德宗是唐代宗皇后、吴兴才女沈珍珠之子。当初，因安史之乱，沈氏与唐代宗曾走散，流落于洛阳掖庭。后来，战事稍稳，唐代宗夫妇于洛阳重遇。考虑到长安兵荒马乱，唐代宗并未第一时间将沈皇后从洛阳宫中接走。由此，当“归义王”史思明再陷洛阳后，沈皇后至此下落不明。没了沈皇后，唐代宗独宠独孤氏。即便后来独孤氏因病过世，唐代宗也要留其尸身于宫中三年。种种举动，难免让年幼就失母的唐德宗心里起了疙瘩。

　　不过，对于杨炎的告发，同为宰相的崔祐甫却替刘晏说了句公道话。他说，刘晏党附之事没有真凭实据，更何况唐德宗即位时就大赦天下，如今再为如此“莫须有”之事耿耿于怀，怕会失了皇帝的体面。

　　杨炎见一计不成，转头又跟唐德宗聊起宰相的权力。他指出，刘晏一人掌管盐运、漕运、度支，还兼领尚书省事务，权势过大，不得不防。

　　杨炎是前宰相元载的党羽。尽管元载对刘晏在漕运、盐政事务的起复上也有过提携之恩，但刘晏对元载却鲜有好感，因为元载是唐朝少有的大贪官。元载被治罪抄家时，家中被抄出八百石胡椒——那时，胡椒作为奢侈品，有很强的经济效益。元载的贪腐可见一斑。

　　对于这样的上官，刘晏反感至极。后来，唐代宗令刘晏与御史大夫李涵、散骑常侍萧昕、兵部侍郎袁騕、礼部侍郎常衮等共同审理此案，刘晏没有徇私情，不仅把元载一家赐死，杨炎、王昂、韩洄、包佶、韩会等“元党”重要党羽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。

　　作为曾经的“元党”，杨炎复仇来了。说服唐德宗贬谪了刘晏之后，杨炎又故意提拔与刘晏有私怨的庾准做刘晏的上司，让他到当地去收集刘晏谋反的罪证，如此，唐德宗便有了杀刘晏的理由。

　　就这样，建中元年（780）七月，65岁的一代“救时计相”刘晏冤死驻地。刘晏死后十余天，唐德宗才公布他的罪行，并令杨炎全力抄没刘家。谁知道，刘晏掌财几十年，家中只有“杂书两乘，米麦数斛”，与他生前为帝国创造的巨额财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　　随着刘晏的死去，唐朝终究错失了重返盛世的机会。刘晏死后次年，由他一手改革的漕运、盐政也毁于一旦。因唐德宗刚愎自用，建中之乱爆发，唐朝从此陷入了被藩镇牵着鼻子走的境地。

　　而利用刘晏的理财思想，各地藩镇不仅实现了财政自留，更一步步壮大，成了未来争夺天下的主力。这是一代忠臣刘晏的悲哀，也是对唐王朝不辨是非、滥杀人才的讽刺。

　　“天下字皆正，惟‘朋’字未正得”，谁还记得刘晏年少时的洞见，竟是如此深刻，以至于照见了自己以及一个王朝未来数十年的归路！

　　马先彦：《宇文融检田括户述评》，《贵州教育学院学报（社科版）》，1988年第1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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